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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尚未来临!中国又到了关键时刻  

2017-03-18 20:43:39|  分类: 红色公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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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尚未来临!中国又到了关键时刻

“盛世”尚未来临!中国又到了关键时刻

国家权力乃公器重器,用之当明当慎当察,决后则要果断,用时当统当一,不能扯皮影响国家发展大计。如何统如何一,集中在谁手,当然要慎重,但在关键时期如果应该集中时不集中相互扯皮,轻则会导致国家利益受损,重则会导致国家战略失败。判断何时是关键时期则要借鉴中共发展历史。

    

从中共从诞生到建国过程中的历史来看,权力的正确集中行使是成功的关键,尤其是中共发展过程中经历的风险比今天要大得多,对风险的把控及时,对时机的把握准确到位是中共最终成功的重要因素,某种程度可以说是关键因素。但对局势的判断再准确也需要统一认识由人拍板并下达指令执行。幸运的是中共领导核心领导层都能在关键时候统一认识,哪怕是有不同看法也要绝对执行,这是中共从成立起只用了28年就成功建立政权的关键。而建国之后也有几次关键的转折点并成功把握住机会,使新中国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全球强国。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

    

第一例子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及反围剿之后局势的判断。当时毛泽东同志认为敌人的力量比中共要强得多,不宜硬拚,不能与敌人打阵地战,应该以农村包围城市为战略,但当时以李德、博古、王明在中共领导班子占多数,听不进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结果导致反围剿失利,中共面临命运的大转折,事关中共的生死存亡,是南进还是北上?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同志作出决策北上而不能南进,虽当时不少人拚命反对,但毛泽东同志仍然作出决策北上开始长征,今天看来,若没有这个决策,中共能否成功还是值得探讨的。这是中共发史中风险最大的一次,也是权力使用的经典案例,若当时稍微因扯皮而犹豫,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1946年。蒋介石撕毁重庆制订国共和平协议开始对解放区全面进攻,为对付中共首脑机关蒋派出胡宗南带领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面对此危险局面,是硬拚还是策略的撤退?是防守延安还是临时放弃延安?对这个问题上争议很大,且反对者占多数,他们认为延安是红色政权的象征,有普遍的精神意义,若放弃延安担心影响士气,对中国革命不利。当时保卫中共机关及毛泽东同志的部队只有区区的两个旅且还不足额,不增加力量保卫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同志风险太大,在此关键时期毛泽东同志力排众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北渡黄河,且由他本人带领中央担当风险牵制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让当时有限的且处于弱势的中共武装力量去跳到外围,更有效的开展武装斗争去打击消灭敌人。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是作出的决策是正确的,为后来的刘邓大军跳入大别山插入敌心脏及东北解放军的战略反攻提供了最佳战略性的时机与条件,是解决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第三个例子是抗美援朝战,这是中共建立政权后国外反动势力对中国直接威胁最大的一次,因为风险太大,才导致决策难,反对声音极大。

    

因新中国刚刚成立,朝鲜战争暴发,是否参战当时领导者层意见也不统一,根据公开有关资料看,当时反对者占绝对多数,不少老帅、老将军也不赞同出兵,原因是政权刚刚建立,立足未稳,东北仍然存在反动势力与流匪,西南还没完全解放,而美军挟二战胜利余威,以联合国名义带领二十余国武装力量进入朝鲜,我们相对美处于绝对下风,无论是质还是量与美比都没有胜算,艰难局面下毛泽东同志没有犹豫,仍然果断的决策出兵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历史再次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决策是正确的,抗美援朝战争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基础,强国地位。

    

第四个例子是1978年后中国路子如何走,是坚持计划经济,并在计划经济之下进行国防建设还是对经济体制作出一定的改革且牺牲部分安全利益全力发展经济,以适应当时生产关系提高生产力?根据相关资料,1978年当时中国的GDP大概3000亿¥,按当时官方汇率1.29/$折算大概合2300亿$,世界排名大概在10位左右,外汇储备约20亿美元。是坚持走计划经济之路还是经济改革,按市场规律进行?当时争议也是很大的,出于惯性思维与僵化的传统,当时反对经济改革者占多数,反对者主要担心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行经济改革还是社会主义吗?这不是变质了吗?二是担心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进来会流毒我们,三是经济改革还能坚持毛泽东思想吗?但中共当时的二代领导人面对争议与非议,仍然决定暂时牺牲部分国防建设,全力发展经济,进行经济改革,事实证明,这次为我们今天的经济强国与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若没有当时的决策,我们的经济改革机遇期窗口就会错过,同时出会错过中国全面工业化的最佳机会。我们今天已经成为第一大工业生产国,制造业产值已经接近日美国之和。

    

当时的领导集体作出这个决策也不是盲目的,也是根据国际形势作出的。1972年后美苏争霸到顶峰,而美因越战的拖累与前苏联对峙中已经处于美处于弱势,这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对美最危险的时候,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决定中国共和解,撤出越南,中国在亚洲的安全局势全面缓解,这是当时最大的背景。若中国不能紧紧抓住与美在亚洲和解的这十年功夫不进行经济改革,到1990年前苏联垮台后再进行,这个机会就不存在了,因此这十年我们经过经济改革已经初步学会了西方的先进管理经济与引进了当时先进二手技术,市场面对西方开放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关系,西方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已经投鼠忌器。

    

中国能有今天,我个人看法,应该感谢共和国的创建者及能及时的捕捉到发展良机使我国经济大发展的伟大决策者们,他们能在多数人看不清楚保持惯性时能利用权力的民主集中制度作出对共和国最有利的决策,感谢他们作为炎黄子孙中的优秀代表,为中国将来的大崛起作出的伟大贡献!

    

当然,经济改革过程中诱发的问题很大,象腐败问题,西方思想的渗透,西方培植的买办势力的猖獗等等,到了需要重点治理的时候了,这就是今天最重要的话题之一。

    

那么今天我们面临的局面到底如何?是象有些宣传那样说的盛世真的来临了?真的可以安心了?

    

我本人认为,并不是。

    

当然要看到国家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样也面临着更艰巨的任务,风险,又到了关键的时候。

    

国内问题首先是腐败问题。与腐败相连结的利益集团已经很严重,不整顿治理已经会影响共和国的存亡,

    

其次是如国内舆论的取向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已经接近颠覆性影响,不扭转这种局面,中国的价值观有被颠覆的趋势,西方一直努力颜色中国的目标极可能被他们达成。

    

第三是中国产生升级与转型。从1978年以来到现在经济经济高速发展,通过量积累带动增长的方式已经遇到瓶颈,不通过新的改革举措很难维持经济高速发展,要谋取新思路。

    

第四则是房地产经济的制约。

    

外部遇到的问题首先是安全问题。2008年美暴发金融危机以来,在欧洲、中东、非洲美一直做出各种努力一直没找到解决问题的药方2010后美利益经济集团阶层目光瞄向中国,将解决美国问题的药方转向中国,这就是重返亚太,战略东移。今年以来美这种举措更加露骨,在南海、东海、半岛策动并制造地区紧张。随美战略东移的加快,我们面临的军事压力增大。

    

其次是外部市场的需求动能降低。由美国暴发金融危机,已导致世界金融危机集中暴发,连累整个世界的需求降低,对我们的传统市场影响巨大,外贸压力增大。中国与东盟、韩国、澳大利亚等相关国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议受到美国威胁,进展遇到空前的阻力。

    

第三则是统一任务仍然是最为艰巨任务。

    

因此本人认为,现在的中国又到了关键时刻,要解决如上问题,需要核心领导层团结一致,剔除歧见,以党的利益、国家利益为重,学习毛主席、邓小平同志等先辈的经验,对国家权力的使用进行统一,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使用国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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